参加2024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的青年代表在论坛开幕式前合影留念

文/王宇航 曲靓雅

编辑/刘娟娟

　　全球Z世代正在步入他们的而立之年。

　　这群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的青年，伴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电子商务、社交媒体长大，被称为“互联网原住民”或“数字原住民”。他们也成长于全球化加速的时代，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充满创造力，正逐步成为消费市场、职场和公共事务的主导性力量之一。他们的技术熟练度、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创新的追求，将深刻重塑全球经济与文化格局。

　　他们是最具全球视野与技术融合能力的一代。数字世界的无缝连接、全球化与在地化的价值交融、共同面对的结构性压力等，形成动态的“复合生态系统”，塑造着当今的Z世代。他们既能通过社交媒体瞬间连接全球，获取海量信息与资源，又深陷技术快速迭代带来的技能焦虑中；全球化与数字经济的勃发为他们创造了灵活就业、跨国协作的可能，但收入不平等、生活成本攀升也让全球许多年轻人陷入“努力却难出头”的困境；气候变化、社会公正等全球性议题激发着他们的行动力，而系统性问题的复杂却让他们感到无力……因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文化背景等不同，全球Z世代又呈现出不同维度的差异性。

　　面对机遇与挑战，全球Z世代表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他们拥抱变革，在不确定性中努力寻找平衡。

　　走近全球Z世代，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他们。走近他们，不仅是观察一群年轻人的行为模式、心理特征和精神特质，更是触摸一个时代跳动的脉搏。

三重塑造力量

　　特定的时代变迁，塑造了独特的Z世代。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认为，每一代人都被所处时代的重大事件深刻塑造。对于Z世代而言，他们的成长伴随着全球系统性风险的集中爆发：童年时期经历金融危机的阴影，使得他们对经济波动格外敏感；青春岁月遭遇全球性健康危机的冲击；如今，他们又经历各种社会运动的洗礼，却对传统政治机构保持疏离。这种非传统化的政治参与方式，正是他们对这个不确定世界的独特回应。

　　《全球Z世代青年价值观研究报告》显示，全球Z世代高度重视“自主选择”和“个人安全”，反映出他们在不稳定环境中对自我掌控感的强烈需求。特别是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Z世代对传统政治机构的疏离感更为明显，而在印度、菲律宾等国，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社会运动表达诉求。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成为塑造Z世代共同特质的关键力量。Z世代成长于“地球村”的时代，充分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他们通过跨境电商轻松获取各国商品，借助流媒体平台与世界各地同龄人同步追剧、欣赏相同的音乐，跨国交流的机会远超前辈。举例来说，一名外国青年想要省钱，可以通过参与中国的“双十一”购物节买到便宜的商品；一个普通人通过在不同的平台上发布自己的内容，就可能成为一名世界级博主，在全球各地拥有粉丝。

　　这种成长经历赋予了Z世代天然的全球视野和对多元文化的高度包容。但近年来地缘政治紧张引发的供应链重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全球化进程中的撕裂与阵痛。这种矛盾体验造就了他们审慎的全球化观，他们不再天真地认为世界会无限连接，而是清醒认识到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必须面对由此带来的竞争压力和身份认同困惑。

　　数字技术则从内部深度重构着Z世代的心智模式。作为人类历史上首代“数字原住民”，他们不是简单地“使用”网络，而是真正“生活在”数字空间。从正向角度看，互联网重塑了他们的社交方式，他们通过社交媒体维系人际关系，依靠短视频和图像进行信息获取与情感表达，在在线游戏和虚拟社群中寻找归属感。

　　然而，数字空间也暗藏危机。算法推荐技术通过用户行为数据精准投喂内容，形成了“信息茧房”。这种茧房导致很多人的认知边界被算法固化，他们看到的“世界”是算法筛选后真实世界的“拟像”，而非全貌。更深远的影响则是，虚拟世界的高强度刺激可能削弱Z世代对现实复杂情感的感知能力，从而加剧圈层固化、认知偏差等一系列问题。

时代镜像下的Z世代

　　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认为，老一辈的价值观强调“物质价值观”，关注的是物质需求和安全；而年轻一代更强调“后物质价值观”，关注生活质量、自我表达和快乐。

　　全球Z世代的成长伴随着互联网信息的爆炸和无数次“神话”的破灭——从金融危机到气候危机，从幻想“躺赢”到被迫“内卷”，痛并快乐着的他们既保留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始终在做最坏的打算。

　　因此，他们的“后物质价值观”就体现在一种精妙的平衡术上。在职业选择上，他们可能一边从事一份能提供稳定现金流、构建“经济安全网”的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寻求精神满足。秉持这种“保底思维”，他们优先考虑拥有抵御风险的能力，而非不计后果地去追逐单一梦想。在生活规划上，他们对于购房、婚姻等重大决策的考量更加审慎，数据、可行性、潜在风险渐渐取代了感性冲动。这种务实更像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走钢丝时，为自己系上一根安全绳。

　　劳动就业市场零工化让稳定的职业承诺消失，Z世代转而通过打造“斜杠身份”来分散风险。到了今天，传统、稳定的职业路径已变得稀缺，“你做什么工作就代表你是谁”的单一定义模式对Z世代也已然失效。应对职业的不确定性和生活的流动性，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多元身份的建构。“斜杠青年（Slash）”就是这一趋势的一个集中体现。生活中你可能会发现，一个人可以同时是程序员/冲浪教练，也可以是医生/博主。这种多重身份并非不务正业，而是对抗零工经济风险的手段，也是他们探索自我价值、建立成就感的多元窗口。

　　此外，数字社群为他们提供了建构身份的关键场域。无论是基于亚文化、兴趣，还是价值观，他们在线上的圈层文化中总能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这些数字身份与现实身份交织形成一个稳固的、多维的自我认知网络，帮助他们在物理世界和职业世界的变动中依然能确认“我是谁”。

　　教育时限的延长与就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共同导致了“延长的青春期”现象。为了满足就业市场的需要和学历文凭的要求，Z世代通过延长学历教育的时间来应对未来的就业不稳定。这导致一代人的主要人生仪式推迟，使得他们在心理上更长久地停留在探索与自我投资的阶段。

　　从积极方面讲，这也是他们一种主动的、富有韧性的生存策略。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狭窄的上升通道，Z世代选择“以时间换空间”，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配置到更具长期价值的领域，例如用于自我提升与技能储备。年轻人热衷于学习新技能，为未来可能的职业转型作准备；更愿意投资于旅行、体验和健康，以提升个人的人力资本与生活品质。这种延迟满足，反映出他们在结构约束下主动去重新定义“成功”与“成长”的路径。

　　而从消极方面来看，这加剧了一代人的“巨婴化”。这种“巨婴化”并非指个体心智的不成熟，而是在宏观社会经济结构的挤压下，一代人在社会角色、经济独立与心理承担上被迫滞留在“准成人”状态的系统性困境。

　　一方面，经济上的持续依赖削弱了他们完整的成人身份认同。当代一些年轻人30岁可能才刚刚走入社会或者仍然在学校读书，其经济来源仍主要依赖于父母或家庭支持。这种依赖关系模糊了代际间的责任边界，可能导致部分人在面对真正的职业挫折、人际冲突或生活危机时，缺乏必要的心理韧性和解决问题的实战能力。

　　另一方面，这种延迟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成人”体验的碎片化与空心化。传统社会中，通过齐家、立业等一系列具有仪式感和实际责任的仪式，个体被完整地整合进社会结构。而Z世代有些人的“成人之路”是碎片化的，他们可能拥有博士学位，却从未拥有过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可能精通投资理财，但可能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这种核心人生体验的缺失，容易催生一种深刻的悬浮感和存在性焦虑，即“我似乎拥有很多，却又感觉一无所有”。

　　这些勾勒出Z世代的共同心理特征：他们既乐观又焦虑，既渴望连接又努力保持独立，既追求个性又期待归属感。

共性之下的多元现实

　　尽管全球Z世代在宏观上共享着一系列结构性压力与心理适应机制，但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在于，这些“共性”并非以扁平的方式作用于每一个年轻人。相反，它们透过各国迥异的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建设情况、地缘政治格局与对待传统文化的方式，被分化成一幅幅多元的现实图景。重视这种差异性，才可能真正理解Z世代面临问题的复杂本质。

　　全球经济版图的巨大落差，决定了Z世代对所面临议题的优先级的巨大不同。

　　在发达国家，如北美、西欧和部分东亚国家，基本的物质匮乏已不是大多数青年的核心困扰，他们的焦虑更多来自在看似丰裕的社会中如何应对阶层固化等现实问题。即便在此群体内部，分化也同样明显，拥有资产性收入或一定文化资本的家庭的后代与完全依赖薪金的青年，其实际境遇也是天壤之别。

　　在众多欠发达国家，Z世代的主要挑战是基本生存与发展机会的稀缺。偏高的青年失业率、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不足，是他们每日必须直面的社会现实。他们的核心诉求是获得一份稳定工作，摆脱贫困，实现最基本的经济独立。在这里，“斜杠”不是为了探索多元身份，而是为了糊口不得不“兼职”；“延迟满足”是因为无法获得即时回报。

　　而在一些新兴经济体，Z世代则置身于一种双面性之中。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科技与互联网的爆发催生一批年轻的创业者和高技能从业者，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乐观。但与此同时，快速转型带来的社会震荡、通货膨胀、城乡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巨大鸿沟，又使他们深陷焦虑。他们在希望与不确定性的夹缝中寻找出路，既渴望抓住全球化的红利，又不得不承受发展带来的阵痛。

　　Z世代被视为“数字原住民”，但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分层。

　　第一层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发达地区人们对5G、千兆光纤已习以为常，但仍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稳定的电力与网络信号还很缺乏，这直接导致Z世代拥有信息获取、在线教育与远程工作机会的天壤之别。

　　第二层是数字素养的差距。发达地区的Z世代可能利用网络学习编程、打造个人品牌、进行全球化协作，而数字素养不足的青年，则可能更多地被禁锢在算法的“信息茧房”中，成为虚假信息的目标或数字娱乐的被动消费者。这种素养差距，造成了资源利用效能的巨大分化。

　　第三层是数字创新能力的鸿沟。这关乎他们能否成为数字世界的规则制定者和价值创造者。目前，全球数字技术的创新引擎仍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创新中心，例如美国的硅谷、中国的深圳、印度的班加罗尔等。这导致全球Z世代内部正在形成新的“数字阶层”：一端是技术的创造者和全球红利的享有者，另一端则是技术的使用者、消费者，甚至是数据劳动的提供者。这种分化的影响，可能比传统的经济阶层固化更为深刻和持久。

　　Z世代还成长在一个地缘政治竞争频发的时代。他们所处的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如同一面滤镜，深刻地塑造着他们的认知。不同国家的国际地位直接影响其青年的国际视野与机会。例如，一个欧盟国家的年轻人，享受着欧盟内自由流动、学习与工作的便利，其身份认同可能是“欧洲人”与某国人的叠加。而一个来自身处地缘政治漩涡中心国家的青年，其出国旅行、留学乃至进行跨国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则受到更多限制，其世界观也更为内向和审慎。例如，一些中东地区的青年在长期的不稳定中，可能在全球公民、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进行更为复杂和痛苦的抉择。

　　Z世代正是在各自深厚的文化土壤中，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回应着现代性的冲击，他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成为观察其身份认同建构的关键窗口。比如，中国Z世代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终形成全球Z世代能够接受、喜爱的主流文化圈层，形成了一股中国文化的热潮。在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Z世代习惯于用这套价值标尺去审视一切传统，包括本国的主流文化遗产。而在中东、南亚、北非等宗教传统深厚的社会，Z世代的处境复杂且矛盾，他们渴望拥抱现代性，享受全球互联网文化、科技便利与更开放的个人表达，但同时又无法也不愿完全脱离其作为社会基石的宗教与文化传统。

　　理解Z世代，必须同时持有两副镜片。一副是“求同”的广角镜，看到他们共同面对的时代命运与心理适应；另一副是“存异”的显微镜，洞察这些共同挑战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细微差异。既要深刻体察他们的“早慧”，也应理解他们的“晚熟”，真正与这一代人深度对话，共同面对时代的挑战，塑造一个更加包容、多元且富有活力的新文明。

　　（王宇航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曲靓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